蒸馏器里藏新魂中国烧酒的千年技术迁徙

  威士忌的壶式与塔式蒸馏器，以其铜制壶身和高效连续蒸馏，赋予麦芽威士忌浓郁与轻盈；白兰地的夏朗德式蒸馏器，利用铜材特性提升酒质；朗姆酒的塔式蒸馏器，则高效转化糖蜜为酒液。这些蒸馏器与蒸馏技艺，如同不同文化的缩影，展现了世界各地蒸馏酒的魅力。

  中国是世界烧酒之源，蒸馏器历史悠远长久、种类非常之多，有商代的甑、西汉的青铜蒸馏器、元明的铜蒸酒锅等。它们通过加热冷凝，将发酵酒料转化为醇厚蒸馏酒。这些古代蒸馏器虽然形态各异，但都承载着古人对蒸馏技术的探索与尝试。

  时至今日，蒸馏技艺仍在持续不断的发展与完善，也孕育出新一代中国烧酒品牌“新魂烧酒”。

  而在品鉴一杯新魂烧酒的风味背后，我们不禁发问：蒸馏器具是如何变成全球蒸馏技术史上的活化石的？究竟是哪朝的匠人，在甑锅前窥见了酒精蒸馏的奥秘？在蒸馏器的千年演变史中，烧酒又是如何从繁盛走向困境，再到新魂崛起？

  传说东汉桓帝时，得道成仙的方士王远给同门仙人蔡经送酒，对蔡家的人说：“此酒来自天宫御厨，常人饮一升便肠穿肚烂，需以十斗清水调和。”言毕一升酒却只配了一斗水，结果蔡家人喝了都一一醉倒。

  一升酒竟需以“十斗清水”化其烈性，这与“高度”蒸馏酒的特征相似。或许汉时已然浮现蒸馏酒。现今也一致认为最早的蒸馏器就源于汉朝。

  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汉代蒸馏器，以其独特的甑釜结构令人惊叹。考古学家通过复制品能得到42度的蒸馏酒。这与安徽天长汉墓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的青铜蒸馏器遥相呼应，此物是现存的年代最早而又完好无缺的青铜蒸馏器。

  制烧酒时大概有两种方式，一是把酿好的酒料装在储料室内，釜内注水而蒸；二是把酒醅加水或粗沥原酒盛在釜内。

  而各地出土的汉代蒸馏器，不仅有甑、釜、冷却水槽等形制结构，还有可放置香料的储料室，这些发现说明我们国家的蒸馏器在汉代可能已成型。

  成书于秦汉年间的《神农本草经疏》载：“亦可以汁熬烧酒，藏之经年，味愈佳”。这是目前出现的可能是最早的“烧酒”记录。这一记录比西方土地诞生的威士忌足足早了一千二百个春秋。

  也有说法认为蒸馏酒是炼丹家使用蒸馏器炼丹过程中的产物，或许真有道人在提炼长生药露时，偶然窥见了酒精升华的玄机，蒸馏酒便在阴差阳错中诞生于世。

  西安何家村的唐代窖藏文物中就有几件石榴罐，其可与坩埚子一同使用，有明显的火烧痕迹，被认为是结构完好可靠的蒸馏器。同时，亦有考古发现了年代最迟可追溯至1161年（南宋）的金代铜烧酒锅，经鉴定，该锅为蒸馏专用器具。

  这些发现无疑证实了蒸馏器与蒸馏技术的发展。中国的烧酒开始在这历史的长河中，展现出其独特的韵味。

  烧酒的演变也催生了诗酒文化的丰富性。唐代盛行诗酒文化，唐人不仅以诗会友，更以酒助兴、展豪情，烧酒也已经在文人墨客间传播。

  白居易轻吟“荔枝新熟鸡冠色，烧酒初开琥珀香”，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果香与酒香交织的梦幻世界；雍陶一句“自到成都烧酒美，不思身更入长安”，道出了对成都烧酒的眷恋、烧酒的醇厚与美味；诗仙李白在《月下独酌》中留下的“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天然”，更是将酒与人生哲理融合，令人回味。

  这些流传千古的诗篇，不仅见证了唐代诗人们对酒的热爱，也从侧面反映出烧酒的传播与影响。

  此外，唐代时期液态法蒸馏酒技术也开始普及，已有将蒸馏器运用于葡萄酒之蒸馏的情形。

  到了宋朝，蒸馏技术日趋成熟。彼时，受丹药产业的发展影响，蒸馏器已较完好，多种类型完备的蒸馏器被记载，这些蒸馏器的设计与制造，无疑为烧酒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
  《宋史》记载，泸州的酒由价格分为二十三等，“凡酝用秫、糯、粟、黍、麦及曲法酒式，皆从水土所宜”，勾勒出了北宋蒸馏酒业的繁荣景象。从原料的选择到酿造工艺的规范，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烧酒酿造的重视与投入。

  此外，烧酒还有悠久的入药史，在中医理论中，烧酒被视为通经脉、通气血的良药，与中医药紧密结合。

  烧酒入药的方法多样，主要是作为辅料为辅料炮制药物、达到助行药势、减毒增效等目的，包括酒洗、酒浸、酒制、酒炒等，最早可追溯至秦汉《五十二病方》记载的以方药与酒结合的疗法。

  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系统记载了烧酒的医用价值，认为其性味辛、甘，大热，具有消冷积、燥湿痰、杀虫辟瘴等功效。

  清后烧酒用于医药逐渐明确，其功效广泛，可通血脉、御寒气、行药势，治疗霍乱疟疾、心腹冷痛等，外用还可治疗蛇咬疮、风虫牙痛。入药既拓展了烧酒的应用领域，也彰显了其实际价值。

  大元时期，烧酒（蒸馏酒）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得到完善和发展，河北青龙县出土的铜蒸酒锅以及内蒙古博物馆珍藏的“铜酿酒锅”，在商周铜甗与东汉釜型结构的基础上继承发展，具备独特的构造原理，为元朝的烧酒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。

  入主中原后，元人在葡萄酒（葡萄烧酒）蒸馏技术的基础上，发明了谷物蒸馏酒，此时也出现了最早的蒸馏酒生产的基本工艺记载。

  明清的水井街酒坊与李渡烧酒作坊表明，这时烧酒技术已相当成熟。烧酒酿造工艺复杂精妙，品种丰富多样，酒饮度数从几度至二十多度皆有，不同地域更是因地制宜，孕育出了各具风味的烧酒。

  北方的沛酒、潞酒、汾酒，醇厚浓郁；南方桂林的三花酒、泸州的大曲、四川的五粮液，绵柔甘冽；重庆江津的白沙烧酒，颇具规模，酒质清冽，被誉为“西南名酒”。

  烧酒，还与市井文化紧密相连。生产规模化的发展使得烧酒价格实惠、又烈性十足，成为百姓驱寒解乏的“液体粮食”。街头巷尾的酒肆更是成为江湖信息的集散地。

  此外，烧酒对政府财政的影响也很大，明清官府设立了完善的酒政管理制度，酒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  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朝还有水果“烧酒”的记载：“採取其棗为果，食之，亦可酿酒，熬作烧酒”，这体现了当时人们在烧酒酿造原料上的多元探索。

  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。从清朝一直到近代，“烧酒”与“白酒”都是蒸馏酒的代名词。然而，随时代的变迁、白酒产业迈向工业化、标准化生产，酿造技术持续创新，白酒已经占据主导，繁盛的传统烧酒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  曾经街头巷尾酒肆林立、烧酒飘香的热闹场景，如今已难觅踪迹；那些传承了数代人的烧酒酿造技艺，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。烧酒，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智慧和情感的瑰宝，亟待复兴。

  千年烧酒技艺叩击现代酒饮的门扉，在重庆江津白沙镇传出声声回响，唯有这里还留有古烧酒的清冽。

  屹立江津的江记酒庄，以古烧酒为魂，在古法基因中注入当代叙事，酿造出具有粮食花果香的“新魂烧酒”，重书烧酒的文化脉络。

  古时的烧酒佳酿，以蒸馏器提纯高粱之烈、粮香之醇，点亮市井深巷。新魂烧酒深挖这一古法精髓，严选高粱、鲜米、水晶葡萄与茉莉，融合现代蒸馏技术，分型发酵、分型蒸馏。

  其中，大米蒸馏酒经传统糖化发酵，以超重力旋转蒸器多次蒸馏而成；葡萄烧酒通过壶式蒸馏器陈酿，果香浓郁；茉莉花米酒精选香米茉莉均衡发酵；高粱烧酒90度高温蒸馏，粮香满口。

  在新魂烧酒的匠心调和下，四种酒体历经52道精细工序的磨砺，最终融合成风味独特的粮食花果烧酒。

  相较于高度白酒，新魂烧酒将酒精度数锁定在20度、以低度适口的特点贴合当代消费者饮酒偏好，既致敬了唐宋烧酒的原始风骨，又推动烧酒从历史暗线走向主流视野。

  “忆得少年多乐事，夜深灯火上樊楼”，登上酒楼、吃肉喝酒，从古时人们就喜好夜生活、寻乐交友。新魂烧酒，宵夜必备，它想做的、就是让古烧酒在“敢想敢为”的新生代里再度繁荣，让千年技艺终得以在深夜餐桌的杯盏间觉醒“新魂”。

  先朝的甑发展至现今的多重精馏，烧酒蒸馏器的千年发展史，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。作为烧酒复兴的东方答案，新魂烧酒让古酒不再只是博物馆的标本，而是流动在当代生活中的文化血脉，市井酒肆里的粮香借以花香韵味重出江湖。这场跨越时空的技艺迁徙，正在书写中国烧酒千年传奇的新篇章。